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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eptembre Ingmar Bergman 的光影之梦从戏剧到“电影复调”英格玛·伯格曼是一位跨足电影、戏剧两栖的大师,戏剧对其电影创作有深远的影响。他四五十年代的影片如《夏夜的微笑》、《第七封印》、《魔术师》以及六十年代的《处女泉》等,基本采用了戏剧式结构,有曲折的情节、动人的故事,尖锐的戏剧冲突和性格化的人物……然而,在1957年的《野草莓》中,伯格曼的电影美学出现了重大转折。线性戏剧结构已不能适应内省的 、思辨的要求,于是他采用了多层次、多声部的音乐式的“复调结构”。《野草莓》的基本框架是主人公埃萨克自斯德哥尔摩到隆德去的现实空间中的旅行;而 与此对列或交织的则是由四个梦境构成的主人公心理空间的旅行;前者是由现在到未来,而后者是自现在回到过去。这种时空的倒错,现实与梦境、过去与未来的交织、对列或融合,构成了复杂多义、富于变化的“复调结构”,突破了传统戏剧结构和事件的自然进程,极大扩展了电影的表现领域和可能性,丰富了影片的内涵与层次,对西方艺术电影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梦幻伯格曼喜欢梦,其多数影片都象一场梦。《野草莓》由四个梦构成,《第七封印》是主人公与死神探讨生命涵义的恶梦,“沉默三部曲”、《假面》等更象是精神危机者的幻象……因此有许多西方评论家认为,伯格曼的所有影片“都可以看作是用一个反复出现的恶梦的实现”。梦是他的重要制作元素和表现手段,也是他影片的重要风格特征之一。梦使他能够深入人的内心、意识和下意识活动,使他的创作想像自由驰骋、不受理性、逻辑、顺序和时空的限制。 隐喻和象征伯格曼的每部影片几乎都包含着丰富的隐喻和象征。《第七封印》本身就是个隐喻,中世纪的瘟疫则隐喻了现代灾难;《野草莓》中埃萨克的恶梦、钟表指针的不翼而飞、糜烂的眼镜店招牌、棺木中伸出的手,无不预示着死神的召唤,末日的来临。而“野草莓”已成为伯格曼许多影片里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如生命、爱情、幸福、纯洁、善良、希望和理想…… 理性和形式的结合
结语尽管伯格曼自五十年代中期起已是一位举世公认的电影大师,但在瑞典国内却是颇有争议的人物。以玻·维德贝格为首的一批作家、导演和评论家反对把伯格曼当作瑞典的电影代表,认为他的影片是“对瑞典民族性格的歪曲”,指责他不反映瑞典社会现实,故意制造有关瑞典的“拙劣的神话和不加掩饰的异国情调”以讨好外国观众。他们要求艺术家积极从社会、政治角度思考生活素材,主张不要神话,不要寓言、不要隐喻、而要求环境、性格的具体性,要求准确、清醒的分析和对社会与历史描写的准确性。伯格曼拥护者与反对者间的争论因1972年的《喊叫和耳语》而达到白热化。拥护者称该片是伯格曼最杰出的一部影片、是大师之作,涵义丰富,优美动人,纽约影评家认为影片每个镜头都可以进入画廊,它们在绘画方面完美无缺,影片是“一部史诗和一个梦”……反对者则指责伯格曼的“非政治倾向”,指责其“纯文化”、“为艺术而艺术”。苏联的伯格曼研究者奥尔加·苏尔科娃—苏希卡洛娃认为,争论双方各有偏激,拥护者看不到伯格曼的局限;反对者则过于直线式和简单化,甚至“他的无可争辩的形式技巧和巨大的情绪感染力也不过是加重了艺术家对观众的罪孽”。 伯格曼诚然不属于那些紧跟政治形势,力求反映迫切社会问题和重大事件的导演之列,但也绝非不关心政治,只是关心的方式和表现的角度与众不同罢了。作为一个正直而有良知的艺术家,伯格曼如同“四十年代作家”一样,对瑞典在二次世界大战时严守中立,在许多邻国惨遭法西斯主义蹂躏、杀戮和奴役时苟安一隅而感到耻辱,具有一种“负罪情节”。伯格曼中学时,曾在1934年去德国度假,在魏玛参加了一次有希特勒出席的纳粹党成立纪念大会。这年少时的经历,尤其他战后看到惨不忍睹的纳粹集中营的新闻片后,心灵的创伤是无法平复的,直至35年后的1970年他仍对此事深感愧疚。他的影片《渴》、《耻辱》都描写了这种“负罪情节”。1977年,伯格曼因税务纠纷侨居慕尼黑,正值新法西斯主义蠢蠢欲动,他以正直艺术家的良知拍摄了反法西斯的政治影片《蛇蛋》。他对瑞典战后资本主义的现实深感失望和不满,他说:“我非常强烈地感到我们的世界已日薄西山,我们的政治制度已声名狼藉,不中用了。”
Ingmar Bergman 剪影(一)——喊叫和耳语 27 août 寻找Elvis 的蓝月亮——MYSTERY 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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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信息:http://www.imdb.com/title/tt0083922/
影片下载:http://www.verycd.com/topics/3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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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mar Bergman 剪影(一)——喊叫和耳语
Ingmar Bergman 剪影(二)——面对面
Ingmar Bergman 的光影之梦
家庭生活不很和谐的精神病主任医生珍妮·伊萨克松陷入了深深的自身的精神危机之中。
她尽心竭力地给精神病人玛丽亚治疗,想使她能恢复正常理智。但玛丽亚却嘲笑她不懂得爱、装模作样、出卖病人。玛丽亚这种把爱当成热病,善良当成残忍,自我牺牲当成自私自利,好心当成驴肝肺的心态,使她备受委屈。甚而迷惑不解,以至失去了自信。她的同室精神病医生万克尔,也对她用心理分析方法治疗精神病人表示出极大的不信任。特别是万克尔认为无需这样认真地去做这种徒劳的努力的观点,更使她茫然。
她深深爱着的外祖父和外祖母,表面看是一对相亲相爱的老夫妻,外祖母无微不至地照料着多病的外祖父。但是珍妮却发现两位老人之间感情上的裂痕也是极深的。外祖母抱怨外祖父是个性格高傲、缺乏耐性和离群索居的人,一直心怀不悦;而外祖父因总需要去忍受外祖母的管束和唠叨,则在心底里埋藏着痛苦和孤独。
在珍妮精神上的困惑茫然不得其解时,万克儿太太为追求精神上的幸福和情欲上的满足而广交情人的作法使她极为羡慕。于是,她结交了妇产科医生托马斯,可是这个情人实际上是个“仙境世界中的艾丽丝”,既未能解脱她精神上的孤独与苦闷,更未能满足她性欲上的需求,使她愈益感到周围似一座没有门窗的监狱,自己则只是个对外部刺激和要求有所反应的木偶。她所憧憬的现实在她心中日益瓦解,而那“孤独的幽灵”——一个独眼的高个子女人,总出现在她的幻觉中。
珍妮的精神防线终于崩溃了,她想自杀以求彻底解脱。于是,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但她昏迷后在梦幻中精神上仍不得安宁,死的恐怖和生的孤独紧紧控制着她。
她自杀未遂,丈夫埃立克赶来看望她,但是使她失望的是埃立克第二天就要走,他们之间仍旧横亘着一堵凝然不动又显而易见的墙。女儿安娜来看望她,但仍未能弥合她们之间的裂痕。安娜依然认为珍妮“是不可靠的”,“从来就不喜欢我”。托马斯虽然一直在病房中守护者她,但是他的观点却是:“现实也许它干脆就不存在。也许它只作为一种渴望而存在。”这种悲观主义的情绪更不可能帮助珍妮自拔。
最后陪伴珍妮的仍旧是那个幻觉中的独眼女人形象的孤独幽灵。
作为一部室内心理剧,本片着重描写了主人公对死亡的恐惧、情欲上的不满足、人与人之间,甚至夫妻、情人、母女之间的隔膜。没有离奇的情节和动人的故事,也不受理性、逻辑、顺序和时空的束缚。影片运用了大量的梦境、幻觉和假想,让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去体会剧中的情绪、意念和哲理。
伯格曼在这部影片里创造了一个完全封闭的世界,它与周围社会现实的联系被切断了。在这个环境里的主人公与外在世界往往不能交流或不愿交流,他们感到外在的世界是如此可怕,如此荒诞,似乎别无选择,只有深深陷入自我。他们看不到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在他们看来,存在不过意味着永恒的孤独与痛苦。但是,当伯格曼把这种孤独归结为社会的不健全时,又流露出了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他把这些精神病患者比做“纯粹残废的儿童”,认为“他们的饥饿不是在肉体上,而是在心灵上,他们将慢慢地、一步步地被一个巨大的完全跟中世纪一样残酷的社会折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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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mar Bergman 的光影之梦
二十世纪初的瑞典。建于十八世纪的一座豪华庄园。花园已显颓败,夕阳下那辉煌的秋色犹如燃烧的火焰;偏僻、沉寂的庄园令人感到阴沉,室内的烛光映出女人的飘忽身影……
庄园主人阿格尼丝病卧榻上,这个从未经历过爱情的老处女一直生活平静,似乎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不幸;她涉猎绘画,也弹弹钢琴,都颇为动人。她三十七岁时患了子宫癌,现在只待死神领她离开这个世界……三十岁的安娜是她忠实的女仆,安娜的女儿三岁时死掉了。这两位孤独的女人之间有种沉默、也无须言表的友谊。安娜寡言、羞怯,难以接近,但她永远在场——监视、窥探、倾听。
由于阿格尼丝病情恶化,两个姐妹来到了她临终的床前。姐姐卡琳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傲慢、冷淡而仪态优雅。她为金钱而结婚,丈夫比她大二十岁;她对婚姻的忠诚似乎无可指摘,但内心深处竭力克制着对丈夫无可奈何的厌恶和对生活持久的憎恨,只是痛苦和绝望还未泯灭她对亲人的爱与思念……妹妹玛利亚的亲事也富贵殷实,有个五岁的女儿。她是那种永远微笑,充满好奇的女人,为自己的美貌和寻欢作乐的欲望所支配,从不为自己或别人的品行操心。
灰色的曙光中,三个女人在等待着第四个女人死去……姐妹和安娜的轮流守夜似乎减轻了阿格尼丝的孤独和肉体上的疼痛。玛利亚在椅中酣睡;卡琳在埋头做针线;疲惫的安娜眼前又浮现出愉快的回忆:一个暴风雨的夜晚,阿格尼丝和安娜母女在烛光明亮的大厅里嬉戏,三人亲密无间,享受着沁人心脾的快乐……
医生来为阿格尼丝作敷衍了事的例行检查。他年约四旬,面庞端正,有一双大而柔软的手;他语调温和而略带一丝嘲弄……玛利亚送他走时,露出挑逗的微笑,然后他俩迅速拥抱亲吻……
辗转病榻的阿格尼丝几乎总是想到母亲:她爱玛利亚,却不能忍受自己;母亲温柔美丽,但对阿格尼丝却冷漠得近乎残酷。只有一次,母亲的目光充满了哀伤,阿格尼丝依偎在母亲身边,彼此第一次感到了亲近。那是令一个十岁小姑娘神魂颠倒的回忆……
卡琳凝视着客厅内的一幅油画:圣·德勒撒的祈祷;眼前幻化出夫妻默默进餐的一幕。他们彼此怀着无法缓解的憎恨,丈夫的目光镇定而锐利……卡琳去了化妆室,用破玻璃自毁下体;卧室里,丈夫的惊异、嫌恶使她微笑了……
突然,三个女人都感到了死亡的临近,安娜迅速爬上阿格尼丝的床,敞开睡衣,温存地抱住了喃喃自语的病人,阿格尼丝渐渐沉入安娜的温柔之中睡去……
又一个灰色的黎明,阿格尼丝陷入昏迷,窒息使她的身体痛苦扭曲。卡琳和安娜慌乱地忙碌着,但医生的吗啡也无济于事……终于,那备受折磨的肉体在一次猛烈的抽搐、呕吐之后,突然沉寂下来。玛利亚开始哭泣,周围是一片神秘的宁静……次日清晨,两个上年纪的寡妇来装殓阿格尼丝,她们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职责,既有职业的自信又有得体的自尊……牧师是位圣洁的老人,神情庄严地读着一篇祷文……玛利亚向牧师祈求宽恕和祝福——影片闪回到玛利亚早年生活的片段:丈夫有事进城了,那医生来给女儿看病。当晚,医生被留宿家中,玛利亚永难忘那销魂的一夜。次日丈夫得知了此事,他面色苍白地走进卧室,将一把裁纸刀插进胸肋间。玛利亚被恐怖所笼罩,面对丈夫的恳求,她一步步后退着。丈夫拔出刀来扔在地上,开始哭泣……自那时起,玛利亚脑海中就铭刻进两幅相互矛盾又十分相似的画面:一是她冲向丈夫,从伤口中拔出刀子,以不住的亲吻、惊愕的抗议和温柔的拥抱来止住流血;另一幅同样生动的是,她冲向丈夫,竭力将锋利的刀锋更深地插入丈夫的胸膛,从而感到一种刺心的满足……
卡琳和玛利亚在商谈葬礼,也在谈论对安娜今后的安排;同时也藉着同死者相聚的最后时刻消除彼此的隔膜……安娜依然沉默地忙碌着,蓦然间,她听见一个遥远、微弱的声音,如泣如诉……她走进阿格尼丝的灵床,发现尚未干涸的泪痕从她的面颊蜿蜒到绣花边的枕套上。阿格尼丝的嘴似乎在蠕动,安娜听见了那恍惚的声音:“我死了……但苦恼的是我睡不着,也无法离开你们……有谁能帮帮我?”
或许死是孤寂的极点,阿格尼丝在前往虚无的途中返回是一种生命的本能;对友情的不合道理和永不满足的渴望,想消灭孤独与冷漠的不得体的企图……天色已渐渐微明,清晰地显出四个女人的面容。安娜站在门边,说阿格尼丝在叫卡琳。卡琳来到阿格尼丝床前,后者恳求姐姐的亲吻,恳求她留在身边直到恐怖过去,然而卡琳惊恐地拒绝了。安娜再次招唤玛利亚到阿格尼丝床前,玛利亚踌躇地拿起姐姐的手,阿格尼丝喃喃低语着,突然将玛利亚拉向自己的面庞。玛利亚尖叫着逃开了,于是我们又听见了阿格尼丝的悲叹……终于,安娜平静地说:“阿格尼丝要我同她在一起,你们不必害怕了。”说完,她走进主人的房间掩上了门。
葬礼已毕,卡琳与玛利亚客气地道别,她们的丈夫就等在外边;照料主人十二年之久的安娜也将在月底前被辞退,她神情冷漠,甚至连一件纪念品也不愿索取。人们都走了,庄园里只剩安娜独自一人。“没关系,我知道那没有关系……”安娜自言自语着。风雪弥漫、暮色浓郁,安娜似又听见了那孩子般的,微弱遥远的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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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mar Bergman 的光影之梦
故事发生在70年代初苏格兰西北部的一个笃信新教加尔文教义的偏僻的小渔村。纯真但有些神经质的少女贝丝不顾家人及教会长老的反对,嫁给了来自外地的采油工,扬。在当地居民中,只有她最要好的朋友、她哥哥的未亡人多多向她表示了祝福。
新婚燕尔,这对年轻人度过了一段甜蜜的爱情生活。几天后,假期结束,扬又回到油田去工作。强烈的思恋像一只小虫啃噬着贝丝的心,她心烦意乱,精神几乎崩溃。她坚信上帝能够帮助她,于是专心祷告,祈求扬早日归来,为此她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贝丝的愿望究竟成了现实——扬在工作时出了事故,成了高位截瘫被送了回来。昔日粗壮的大汉如今沦为病床上的残废。贝丝深信这个不幸是自己一手造成的,怀着深深的罪恶感,她一心一意地照顾扬。多多担心贝丝神经质的毛病会复发,建议她去看医生。但村里新来的理查森医生并不认为贝丝精神上有问题。
扬明白他再也无法去爱贝丝,便提议她找一个情人,他要贝丝将每次同情人幽会的过程向他详细描述,令他在病床上分享她的欢乐,这样有助于他迅速康复。起初贝丝坚决不从,但扬的病情突然恶化,于是贝丝勉强自己去找男人。扬的病情果然开始略有好转,纯情的贝丝相信这样做能够影响扬的生死,从此,她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妓女,整日同男人混在一起。她表面上的放荡行为当然为村民所不齿,母亲警告说,她将会被逐出教会。
多多和理查森医生认为贝丝现在已经走火入魔,便劝告扬签字同意将贝丝送进精神病院。贝丝不从,反而到一艘连妓女们都避开的声名狼藉的货船上卖淫,结果被虐待狂船长刺伤。在教堂,贝丝触犯了女人不许讲话的禁忌,被赶了出来,强制送到医院隔离。贝丝从医院讨回村子,遭到了村民们的唾弃和谩骂,多多告诉她,扬正在慢慢死去。贝丝只得又去找那个虐待狂船长,又一次被打得奄奄一息。在医院,贝丝发狂般的央求医生让她见扬最后一面。当她看到扬的病情毫无起色后,贝丝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验尸官进行例行的查询,村民们发疯地中伤贝丝,唯有理查森医生坚决地站出来为她辩护。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扬竟然奇迹般的恢复了知觉,进而完全康复了。长老们拒绝为贝丝在教堂举行葬礼。在他们看来,贝丝是邪恶的女人,是应受诅咒而下地狱的。无奈之下,扬怀着巨大的悲痛将贝丝的尸体偷出来,带到油田,投入了波涛汹涌的大海。深夜,扬被大海深处的天空飘来的阵阵嘹亮的钟声惊醒,那是天使的颂歌……
本片是继丹麦电影导演拉尔斯·冯·特里尔的“欧洲三部曲”(《罪恶的元素》、《流行病》、《欧罗巴》)之后,一部以探讨宗教与爱情为主题的影片。
一个纯真平凡的爱情故事,一个现代成人童话,标志着特里尔对“自然主义”的回归。他以纪录片的手法,运用大量的摇移镜头和跳接去捕捉自然的一面。特里尔舍弃脚架,手提摄影机使镜头一直微微地颤抖、倾斜,犹如一双审视着的肉眼。本片采用了英国古典小说中常见的分段法——影片共分为六大段落。每段开头都剪辑了一个具有油画韵味的预告事件的插图性镜头,再配以70年代的流行曲,突出了全片的“现代寓言”式风格,突破了特里尔以往的影像风格。
宗教和爱情的原始动机都是善良的,但经过人类感情的传达,就发生了质变。本片女主人公以一颗善良的心纠缠于爱情和宗教的矛盾中,自然会落得遍体鳞伤。她的尸体被爱人营救投入大海,抑或是期待着另一个永生。
北野武拍摄于1991年的影片《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向我们展现了不同于这位导演在其它作品所体现出的风格——安详而平静。简单的故事情节,让导演可以更自由的把镜头用在对人物细节的描绘和气氛烘托上。大量以人物为中心的近景和中景镜头、干净利落的剪切和影片平稳、沉静叙事基调完全融为一体。
当茂从车里望着那片平静而熟悉的海时,他并不知道这个夏天会因为他拾到的一块冲浪板而改变。他将这块破损的冲浪板认真地修补好,然后带着它来到那片对他来说永远“寂静”的海。在海边,茂笨拙的练习引起了旁人善意的嘲笑,但和茂一起来的贵子始终静静地坐在沙滩上微笑地注视着茂练习的身影。她也许就想这样不动声色地和茂一起“倾听”这片寂静的海。破旧的冲浪板在几次练习后又断成了两截,茂下决心去买一块完好的二手冲浪板。得到新的冲浪板后,茂开始了愈加频繁的练习,仿佛冲浪成了茂的全部,而每天陪茂一起去冲浪,似乎也变成了贵子生活的全部。经过辛勤的练习,茂冲浪的技术渐渐得到了周围人们的认同,卖给茂冲浪板的老板也送了一套冲浪服给茂,并让他去参加比赛。在比赛当天,贵子陪茂一直等到结束也没有机会上场——茂和贵子天生就听不见任何声音,因而没有听到通知茂上场的广播。对于失去的比赛,茂并没有在意,而是开始了更加刻苦的练习,甚至差点为此丢掉工作。终于,在这个夏天最后一场比赛里,茂赢得了名次,贵子也还是一如既往静静地对茂微笑着。在一个下雨的早上,茂又带着冲浪板来到平静而熟悉的海边……
虽然这是一部对白稀少的影片,但镜头的叙述明确而清晰。大部分镜头始终是男女主人近景或中景,用于弥补由于没有对白而造成叙述的不明确性。比如,坐在沙滩上的男女主人公,一起抱着冲浪板向海边走去或从海边返回的男女主人公(这里基本上都是摇镜头),女主人公坐在沙滩上将男主人公的衣物叠放好……这些重复构图的镜头将人物的形象和心理变化不断的加强。影片里的主要场景也大都固定,海边的沙滩,通往海边的小路。重复的目的是强调,只要在这些相同镜头和场景上稍加变化(机位、角度、天气、光线)就能使叙述的意图发生转换,从而推动情节的发展。
对于从来就听不见任何声音的茂来说,海,永远是寂静的。海的喧嚣和澎湃,他只能用他所能想到的方式去感受。在那个夏天,茂用自己的全部努力去寻找属于他的那片“宁静的海”。对于同样听不见任何声音的贵子来说,茂就是那片属于她的“宁静的海”。茂如同海一般的沉默和平静,贵子都报以静静的微笑。当夏天开始过去,茂终于和那片属于他的“海”再也不能分开的时候,贵子来到海边,把这个夏天所有的时光留在了那片“宁静的海”里,因为她和茂都拥有了那片“宁静的海”——那个夏天。
也许,在某个夏天,你也会去寻找你自己的那片,宁静的海。
1964年,敕使河原宏拍摄的影片—《砂女》,改编自安部公房的同名小说。
影片中讲述的故事几乎完全忠实于原著:一个趁着假期到海边收集昆虫的中学生物老师(他),在海边沙漠中迷路后被当地的村民收留并送到村里一个寡妇(她)家里留宿。在他第二天醒来后,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囚禁在这个四面绝壁的寡妇家里。在经过了开始的反抗、挣扎和一次失败的逃跑后,他最终决定和这个已经怀上他孩子的女人一起在沙漠里生活下去。
荒诞不经的情节和出人意料的结局,使得某些西方的现代文学意识在这部小说里继续发酵。也许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的困境、迷失、无奈以及那种虚无缥缈的宿命感,可以和我们所熟知的“存在、反抗、虚无”等这些认知理论毫无缝隙地嫁接在一起。但是,作家通过作品的“言外之意”向我们传达的强烈的个人体验还是深深植根于自身民族长久积淀的审美意识。毋宁说,日本传统民族意识里,人生无常的深层暗喻与整个二战后弥漫于国家和社会的失落、虚脱的情绪以及民众焦灼的生存感,都给当时的作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肉体的毁灭必将带来思想的重生,战后的日本作家不约而同地开始重新找寻传统的价值与个人体验的契合点。他们在梳理自身文化的同时,也大量引入西方的现代思想。于是,一批有着现代文学意识的日本作家开始出现在日本文坛。但是,我们如果究根朔源,依然能发觉隐现其中的日本文化脉络。
影片一开始,镜头就向我们展示了砂之美。流动的沙丘、被风吹过而形成的像浪花一样的波纹、像水一样四处蔓延的沙粒……这些是文字想像不能给予的精确画面。影像可以通过全景式的信息在一瞬间传达尽可能多的内容,尽管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被准确地接收,但是我们凭借着所能理解的内容就可以拼贴出其中的意象。而文字的信息只能逐字逐字地被读取,其层层推进的意象随着词句的叠加慢慢地浮现于我们的脑海里。
“八月的一天下午,一个男人把大木箱和水壶交叉地背在肩上,把裤管塞在皮鞋里像似去登山似的。”这是小说里男主人公的出场,通过文字我们无法知道这个男人的相貌、体型以及更多的信息(他从哪里来,目的什么)。关键是“一个男人”,可以是任何一个我们在生活中碰到过的男人,但也可以是任何一个从不曾见过的男人。这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不定人称得到的意象抑或形象。这个不定的人称包涵了所有我们能赋予他的想像,也就是说我们只是通过这“一个男人”来建立我们自身的形象。这样一来,小说随后的描写无疑就具有了普遍意义,“一个男人”只是我们的替身,他的境遇也就是我们自身的境遇。如果说,传统小说一直试图在读者心里建立一个人物稳固的形象,以通过这个形象来向读者展示作者的感觉、观点,思想,那么,现代作家们就企图颠覆这样一种僵化的模式。“介入”无疑比“旁观”更能让读者产生共鸣。在影片里,男主人公的出场则是另一番情景。一个三四十岁男人背着背包和水壶行走在烈日当空的沙地上,镜头的不断切换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男人更具体的形象。由镜头的介入所产生的疏离感,彻底把观众与主人公隔离起来。主人公在银幕上完完全全只代表他自己的意识,所有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观众都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这种差异无疑是由文字和影像不同的表达方式所决定的,
影片中除了人物的对话之外没有任何旁白,也就是说小说中主人公的心理独白和作者的暗示无法通过图像、声音的方式表现出来。小说中,作者是作为叙述者出现的,男主人公除了他自己的所说所想之外,其余的都是叙述者的意识。所谓叙述者,就是作者的描写角度,是通过对主人公的人称来体现。在这里,叙述者是“我”,主人公是“他”,也就是人物,而读者是“你”。小说里主人公的言行都是通过叙述者的口吻来展现的。“其实现在已没有慌慌张张逃跑的必要了。他手中捏着的往返车票,在‘前往目的地’、‘返回场所’等地方都是空白,可由他本人自由地填写。”实际上,影片到男主人公从绳梯上爬上沙丘,然后望着远处的海就结束了,以上那段后面话是无法在影片里看到的。那段补充,前一句是主人公内心的独白,后一句是叙述者对主人公的心理描述。影片里镜头的视角代替了叙述者的视角,与那个小说里随时左右着我们意象的叙述者不同,镜头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旁观给我们一种“真实客观”的错觉。因为这种准确、清晰的信息基本上隔绝了信息交流的途径,我们只能选择单向接收。而小说里松散和不确定的文字所产生意象却能随着每个人体验产生不同的效果,文字随时都在与我们的想像对话。
作者小说里近乎写实的风格在影片记录式的镜头下得到了完美的加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可以互为补充的表达方式,让作品的形式显得更加完整。也许敕使河原宏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安部公房笔下人物的自我迷失吧。
不管是从文字到影像,还是从影像到文字都是一次不可或缺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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